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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力短板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时间:2021-01-21 16:58:48 阅读: 来源:文件夹厂家

“创新力短板”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到底是会像我们的邻居日本与韩国那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是会像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一直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并对中等收入陷阱做过专题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中国有很大可能在未来五六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也存在无法跨越陷阱的风险,其中有三大风险尤其值得关注:收入差距悬殊、创新乏力、高等教育滞后。

中国到底是会像我们的邻居日本与韩国那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还是会像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停滞?一直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并对中等收入陷阱做过专题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中国有很大可能在未来五六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也存在无法跨越陷阱的风险,其中有三大风险尤其值得关注:收入差距悬殊、创新乏力、高等教育滞后。  五六年后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上个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关于中国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引起很大的关注,赞成反对的都有。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实:我认为,从中国经济的现状来判断中国到底多大程度会在未来5到10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不太容易给出一个数量的指标,到底是30%还是50%,是70%还是80%。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是指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1.2万美元之间。2014年,中国人均GDP大约是75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我们做了测算,如果中国能够保持7%的增长率,在2020年就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因为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是用美元测算,是个名义值,还要加上国内3%的通胀率,又因为涉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价,如果人民币继续保持每年2%左右的升值,那么这样算起来,很有可能五六年后中国就可以进入高收入行列。  从现在来看,未来几年,8%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可能了,6%还是可以做到的。即使达不到6%,能达到5%,中国也会成为高收入国家,只是时间上推迟几年。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长期的年经济增长率是低于1%的,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虽然比过去高增长时期会降低一些,但是如果能够保持稳定的中速增长,还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风险,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它的发展进程可能被各种内部或者外部的不利因素打断。  最大风险在于收入差距悬殊  日报: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或者说挑战在哪里?  李实:大量的国际研究文献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收入差距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Rozelle)发现,上世纪70~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高收入国家如韩国,一部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而两类国家的最大差别是他们当时的收入差距不同,后一类国家收入差距远大于前一类国家。他收集的数据显示,前一类国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平均值为0.33,而后一类国家为0.47。可以说,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  过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几个影响机制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首先,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消费,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其次,收入差距过大就会有大量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这些人在人力资本积累上难有更多投入,人力资本积累如果跟不上,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时会受到人力资本短缺的限制。如果一个社会当中主要的劳动力都是初中及以下水平,他们很难获得高收入的机会,整个经济的增长动力也会不足。  另外,收入差距过大有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政策,这个尤其是在拉美几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表现明显。民粹主义政策往往都是短期行为的,它为了满足社会底层选民现实的需要,有可能把大量财政资金投入到短期的公共项目上,而不会考虑与经济的长期发展相关的公共投资项目,带来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不足。  过大收入差距还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犯罪率上升,从而导致投资风险增加,不利于外资进入,引发内资外流,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的停滞。总之,过大的收入差距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对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加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就中国来说,虽然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不公问题都存在,但是政府确实在努力做一些补救工作,比如加大对民生支出、加大社保投入力度、增加转移支付等等,会使收入分配的矛盾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差距和许多国家不一样。像美国,过去20年,收入增长基本由高收入人群获得,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收入最低的25%人群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增长。  与此相比,中国却有所不同。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同时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在增长,绝对贫困人口在减少,只是他们的收入不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得快。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就会弱化一些。但如果有突发事件,比如经济的衰退,收入差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会凸显。  日报: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下降,蛋糕做大的速度变慢的时候,对分蛋糕的智慧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怎么看待新常态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不是阻力更大?  李实:经济新常态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说,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政府尤其应该关注贫富差距问题,想方设法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虽然政府财政收入必然会受到经济增速下滑的影响,还是应该保证对民生的支出不要受到挤压。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就会减弱。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全局性的问题。要想建立规范的收入秩序,考虑到经济成分的复杂性,统一的分配制度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分散化的,就取决于政府管多少市场管多少,怎样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低收入人群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怎样通过机制建设来规范高收入人群的合法收入,避免暴利机会,减少通过权力、垄断获得非法收入的机会。  创新能力缺乏是经济发展短板  日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收入差距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因素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李实:那就是创新。创新能力是我们缺少的,是经济发展中的短板。这个短板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一是大的国有企业虽然占有大量的资源,包括金融资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资源,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明显不足;私人企业基本处于夹缝当中,只是在维持生存,也没有能力去搞创新。更糟糕的是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基本不培养创新人才,怎么办?现在大学生变得很实惠,就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好工作,一个高收入工作,其他的都不想,什么职业规划、事业发展都不想。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缺少一个创新的环境,很难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就像钱颖一教授说的,我们培养的人才平均水平还不错,但是方差太小。也就是说,比较拔尖的太少。  大学教育的改革非常迫切了,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我们过去是从低收入水平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个阶段对创新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模仿就够了。但是一旦达到高收入水平,这个时候就需要创新,没有创新你就不可能达到一个高水平的发展。但是目前来说,整个教育制度的僵化、官僚化行政化已经非常严重,对中国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如果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创新的来源在哪里?没有创新,一个国家怎么可能达到高收入水平?  能不能做好创新,这不仅仅是一个科技问题,更多的是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问题。科斯说,中国缺少思想市场,他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创造一个更多人自由讨论、参与的社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引导和鼓励人创新。过去这些问题被经济增长掩盖,经济增长比较容易,只要你投入资源,增加就业,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必须让人的潜能和创造性被激发出来。这个时候对创新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除了收入差距大和创新乏力,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个风险是高等教育严重滞后。我们跟那些八十年代是中等收入国家,后来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进入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比较一下。最明显的是韩国,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的人均GDP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时候,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接近50%。此后韩国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让更多人能接受高等教育。现在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了80%,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  而中国现在高等教育仅有30%的毛入学率。不光数量不足,教育质量也有待提升。还有我们的农民工,这是一个高达2.7亿人的巨大群体,其中70%至80%是初中生水平。将近2亿人是初中生,如果没有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很多。高收入是跟高的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他们收入也很难提升到高水平。  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它是个长期问题,但是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加以改变。按照世行标准,中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想达到3万美元、4万美元就会非常困难。即使在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长期陷入停滞的也有许多,比如东欧一些国家。中国十年后有可能成为那样一些国家,创新能力缺乏,生活水平小康,进一步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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